其实，皖南事变本是可以避免的。早在事变爆发之前，党中央就已经对新四军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明确规划，计划让新四军北上发展。然而，项英却始终抵制中央的北上命令，他为何坚持不听中央的指挥呢？
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党中央便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敌意。观察蒋介石一系列动作后，中央很快认定国民党意图包围新四军，于是立即向项英和东南局下达指令，确定新四军必须坚持北上发展的路线。
不仅如此，不久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赴新四军，重申了这一北上方针。然而项英却提出不同意见，坚决要求调兵从江南地区前往皖南作战。想象一下，当中央看到项英这份电报时的反应，立刻坚决否决了他的请求。
中央详细解释道，皖南地区环境复杂，敌情严峻，不利于新四军的发展，相比之下，江南地区形势较好，且兵力部署应重点放在那里。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也开始动作频频，他指示新四军江北部队全部撤回南京附近，这一意图昭然若揭——他想切断新四军与江北八路军的联系，从而为对新四军动手制造借口。
面对蒋介石的强硬要求，我方坚决拒绝。中央再次发电报给项英，要求他坚定执行北上方针，坚决不与国民党妥协。可项英的态度令人费解，他没有直接拒绝，而是反而欢迎了国民党派来的和谈代表顾祝同。
即便如此，中央并未放松警惕，特别叮嘱项英绝不能在谈判中松口，甚至预判蒋介石会提出分兵的要求，指示叶飞的部队不得随意行动。
果然，在谈判过程中，顾祝同提出将叶飞和陶勇两个团调回江南，项英没有依照中央指示断然拒绝，反而表示同意。
项英辩称，当前正处于两党合作阶段，不宜与国民党撕破脸，而国民党又是新四军的上级单位，不好直接拒绝，所以希望中央同意叶飞部队回江南。可想而知，中央对项英的决定感到非常无奈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项英仍然固守皖南，拒绝撤退，甚至命令叶飞将军率部回皖南协助，行为激起中央极大不满，随即取消了项英对叶飞、张道庸两部的指挥权，将这两团的指挥权直接收归中央，防止项英继续影响大部队的行动。
中央此举已明显显示出对项英态度的不满，但项英仍然未能认清形势，反而两次致电中央要求叶飞、张道庸两团返回皖南支援。看到项英的行为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，中央立即停止了与项英和顾祝同的谈判，派遣周恩来亲自前往协商。
彼时皖南地区正被国民党军严密包围，若将江北新四军部队调回，简直是送羊入虎口。中央多次致电项英，催促其按既定北上路线行动，但项英始终未作动静。远在江南指挥部的陈毅将军也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：若项英坚持不北上，可向东转移，进入皖东，再由此转往江苏南部，与陈毅部队会师。可惜项英并未明确表达态度，拒绝了这一建议。
实际上，中央和陈毅都未完全了解项英的真正想法，他们以为项英是不愿北上，殊不知他根本不愿离开皖南。
面对陈毅的建议，项英同样拒绝了。此时的项英既不肯听从中央北上的号令，也不愿采纳陈毅的东移方案。
几天后，毛主席明确指出项英存在右倾错误，随即总政治部也发电报批评了项英的错误做法。
过度妥协国民党，导致新四军失去应有的独立性，这种严重偏差被通报批评，影响极大。令人遗憾的是，项英不仅没有接受批评，反而提出辞职。中央对此颇感无奈。
彼时，抗战进入关键阶段，中央主力部队尚在北方，项英的行为使局势难以扭转。国民党层层围堵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终于，十天后项英才有所行动，派周子昆侦查苏南转移路线。
虽说有所行动，但仅止于侦查，项英依旧坚决表示不愿离开皖南，仍想守住这块区域。
尽管项英迟迟未动，但皖东的刘少奇和苏南的陈毅却开始积极行动，陈毅甚至提出将茅山根据地让给项英，依然被项英拒绝。
陈毅素来脾气不佳，见项英态度顽固，坦言这样坚持只会让新四军最终全军覆没。
从一月拖到七月，时间一再延误。此时国民党也有新动向，蒋介石改变策略，命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都向北进军，意图削弱我党力量，自然遭我党坚决抵制。
蒋介石随即利用国民党部队在皖东、苏北频频挑衅，双方摩擦不断，最终爆发了“黄桥战役”。
战役尚未正式开始时，中央已下令项英带队支援皖东新四军。
然而项英仍然犹豫，错失与陈毅部队会师的最佳时机。几天后，黄桥战役结束，我军在陈毅和粟裕将军指挥下取得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。
可想而知，蒋介石咬牙切齿，势必展开报复。中央也意识到项英形势危险，急需将其从皖南调离。
为此，中央提出了三条调离方案，遗憾的是项英一个也未接受，反倒坚持继续向南发展。
但向南是国民党的大军重兵把守之地，而我党主力基本集中在江北。
面对项英固执，刘少奇既气愤又无奈，再次致电督促他抓紧时间北上，趁国民党兵力尚未集结。
无论中央还是刘少奇多方催促，项英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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